生态危机与伦理意识（晓石）
来源：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网 上传日期:2018-07-23 打印本文章 【字体】 大 中 小2001年12月13日
20世纪的科学技术把人类的文明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也使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增强。然而，如果没有道德力量的约束，现代技术运用中的任何一种力量都可能显现出其破坏性特征，其结果必定会造成一种难以挽回的毁灭性力量。20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的生态危机便是这种毁灭性力量的表现。尽管人们采用各种方法试图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但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究其原因，不在于我们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而在于缺乏必要的伦理意识。
从地球变暖的五大危害说起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气象组织就预言，未来的21世纪将是地球5万年来最热最难受的100年，世纪末全球气温还将在目前的基础上攀升2℃－5℃，地球变暖带给地球人类的一系列灾难，除了导致海水热膨胀和极地冰川融化，使海平面上升、加速生物物种濒临灭绝外，还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诸多危害，给人类的生命健康罩上一层恐怖的阴影。
危害之一：气候反常。夏季酷热天气接连不断，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率跃踞百病之首。冬天成了暖融融的春天，导致各种病毒性(100多种)和细菌性流感蔓延或局部区域大流行。
危害之二：大气污染。大气中漂浮的成千上万种化学污染有害物已凝聚集结成茫茫的“雾河”，可以说“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在大气污染物中均应有尽有，还含有一些周期表上没有的化合物和有机物”，导致呼吸系统和末梢呼吸系统疾病群体激增，尤其是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更高。
危害之三：水质污染。自然资源水质蜕变恶化(老化)，延长了各种病菌病原体和寄生虫卵等的存活期限，并为其繁殖繁衍和传播提供了天然温床；加之突发洪涝带来的次生灾害——交叉互感，使水质污染更甚更烈，导致传染病蔓延扩散和地方性疾病流行。
危害之四：传病媒介物种肆虐。温度与湿度上升，将地球生态系统推向“畸变”高潮，为传病昆虫以及病原微生物等，提供了最优越的繁殖和传播机制，形成新的“互感连锁效应”，导致病毒病原体疾病的扩大流行和反复流行，尤其值得世人警觉的是，能传播多种疾病的蚊传疾病发病率已呈急剧增长趋势。例如2000年3月初，美国纽约新发现一种由蚊子感染的“西尼罗河病毒”的怪病。
危害之五：老传染病“重出江湖”，新传染病“横行霸道”。由于人类环境保护觉悟的普遍降低，刻意追求奢华舒适，肆意放纵改变生活环境，致使早已销声匿迹的传染病死灰复燃，并以百倍的疯狂报复人类，导致如肺结核、天花、鼠疫、疟疾、白喉、登革热、伤寒、霍乱等传染病流行。与此同时，病毒病原体因种种深沉原因，又派生出大约30多种新传染病，如骇人听闻的埃博拉、艾滋病、莱姆病、大肠杆菌0－157、霍乱0－139、疯牛病等。
生态环境是特殊的经济增长点
以青岛为例，把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点来抓，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不仅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把一个原来以轻纺、橡胶、化工等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城市，建设成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初步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开始向着生态型城市迈进，从青岛的实践来看，环境质量的改善可带来多种经济和社会效益，使环境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给城市实施外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吸引了众多的外商投资，拉动了青岛的经济增长。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基础，吸引了中外商家的目光，许多跨国公司如朗讯、安普、松下、可口可乐、家乐福等相继来青投资，推动了青岛市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造就了一个常年不淤不冻的深水良港，为“以港兴市”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海洋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使青岛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和国家的重要海洋科研基地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每年有几十项甚至上百项海洋科研成果居全国领先或达到世界水平。1996年青岛海洋产业产值仅为96亿元，1999年青岛海洋产业产值达到208.6亿元，到2000年，海洋总产值达到256亿元，对GDP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已成为青岛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城市环境的改善，给青岛市旅游业带来飞速增长，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增加就业创造了积极条件。1999年青岛市旅游业总收入81.51亿元，到2000年全市旅游总收入超过100亿元。
城市环境的改善，拉动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随着以棚户区为主的旧城改造及实施大规模的东部开发，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力度的加大，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地价明显上涨。良好的环境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基本素质，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为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最基本保障。
通过实践，使人们看到，良好的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点，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三者完全可以达到协调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环境是特殊生产力与经济增长点的功能，青岛在立足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了环境保护建设，积极探索出一条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新模式。
生态问题不是专业技术问题，而是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说到底，是人类的生存问题。有例为证：塔里木河流是我国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石油化工基地，但流域内干旱少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而且长期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和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河道断流，湖泊干涸，树木死亡，土地沙化，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历史上因生态恶化而影响人们生活，甚至引起王朝覆灭的亦不鲜见。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地中海文明等相继沉没在历史的地平线下，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掠夺自然，“透支”生态。中国明朝的灭亡，固然其政治、经济、军事构架是致命因素，但明后期生态的恶化——旱灾、蝗灾猖獗，导致“流民”遍地，为“揭竿而起”积累了势能。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人在“透支”生态时获得的利是极其有限的。前些年大西北地区的“发菜热”，没使人发财，但近几年源于西北地区次数频繁的沙尘暴实在让人们“发傻”。生态无价，因为河水断流，土地沙漠化，树木死亡，资源枯竭，便意味着人类生存的穷途末路。好在人类的理性可以校正错误，现在各地真正重视起生态建设并付诸行动。报载，内蒙古自治区从兴安岭到贺兰山，有90％的旗县投入到生态防线建设中来；宁夏贺兰山上的牧民不让那十几万只山羊啃咬稀疏的植被；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超前探索退耕还林还草，找到了恢复生态良性循环能力的路子；广西将启动13个石漠化治理工程；北京周边地区努力建设绿色屏障，创造良好的地区性小气候……
人文环境建设
重在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
北京2008年申奥的成功，使“人文奥运”的理念吸引住更多人的注意力。不少建筑专家提出：倡导人文环境保护并非仅仅偏爱古董，而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就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人文精神是其凝聚力所在。我们不尊重自然规律，自然就会惩罚我们，就会出现沙尘暴；同样，不尊重人文环保，人的灵魂受到污染，人群素质下降，就会出现苦不堪言的后果。科技是社会发展的硬件，人文是软件，两者缺一不可。科技落后，要埃打；人文衰落，就要出人祸。军事、经济上挨打可以立竿见影，不重视人文环境可能就是“慢性自杀”。保护人文环境就是保护国家的“灵魂软件”。同样，人们对观赏自然山水的兴致不减，寻求对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市井风俗、民间娱乐等人文环境的欣赏也在骤增。如何让人文景观迎合旅游访客的心理，颇让旅游建设者费了些功夫。有些景观把握旅游者审美心理，同时又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渲染中寓教于乐，吸引了一些观众。现今在历史名城、旧城改造中，人文古迹环境的保护，尤其值得社会关注。传统文化在经济建设和旅游发展的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文化振兴和发展之根。拆去旧的、真的“历史”，去重建那些不契合于历史真实的仿古建筑，就会趋利致弊。毁掉的是古迹，摧残的是文化，被扼制的反倒是旅游文化经济。
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理论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最先和较多涉足这一领域的是诸多具体的实证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生态学、政治学、工程技术学等学科，它们从各自的学科视界出发，在经验实证层次上勾画了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途径，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战略方案和操作对策，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无疑，这种经验实证层次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但是，这种研究大多把“可持续发展”当作某种单纯的社会发展的技术模式来加以确认和广泛使用，缺少对“可持续发展”内蕴的人学本质和人学意义上的分析，使整个研究缺乏必要的反思批判。这种偏重于经验操作层次的研究，由于不能在主体认知和价值观念层面得到人们的完全认同和有力支持，而使所提供的方案和对策在实践中难以完全奏效。
从人学角度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就是根据具体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进行人文价值思考与人文理性分析，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运行机制和操作层面揭示可持续发展实施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学问题。具体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研究可持续发展途径的人学环节。从人学角度看，构成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关键环节有三个，即人的需要、人的利益和人的能力。透过这三个环节，可以揭示出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本质，抓住这三个环节，就抓住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二是研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学条件。从人学层面上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首先必须调整自己的需要理念，建构合理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其次，人类必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念，调整、规范和优化自己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最后，人类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能力，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三是研究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学策略。主要有：公众参与策略、人文环境建设策略、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等。从人学角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可以把对可持续发展途径的经验实证分析上升到人文理性反思和人文价值关怀的高度，使人们在主体认知和价值观念层面真正达成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使我们能够抓住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从而有利于我国在新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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