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的热门话题（曲格平）
来源：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网 上传日期:2018-07-23 打印本文章 【字体】 大 中 小2002年7月24日
21世纪人类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一个主要挑战。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广泛和严重的威胁，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当前国际上关于生态安全或者环境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多。本刊特选编曲格平教授在中央党校所作题为《关注生态安全》报告的一些章节陆续发表。本文为系列之一，随后依次发表关注生态安全之二：影响中国生态安全的若干问题；以及关注生态安全之三：中国生态安全的战略重点和措施。
1 国家安全的重心正在悄悄转移
维护国家安全，确保国民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从历史上看，每个国家首先关注的是国防安全和军事安全，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间的协作越来越密切，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了，对国家安全的非军事性威胁因素也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诸如，别国对他国的禁运、封锁，或者对资本和重要行业的控制，环境退化及其可能引起的冲突等，都可能使一国的经济受到抑制和造成损失，于是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等，逐一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国家安全的重心正在悄悄转移。
2 生态安全提出及其定义和特点
2．1 生态安全的提出
影响生态安全的问题很多，如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毁林毁牧引起的土地退化、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大片土地变为荒漠……，这都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会给国家造成无法衡量的损失；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并无二致。所幸的是，当前生态安全或者环境安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环境退化及其可能引起的暴力冲突，被视为非传统的重大安全威胁之一。围绕生态环境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关系，国际社会近年来讨论十分热烈，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热门话题。从上述意义上说，生态安全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创造生态安全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而生态安全则是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应该说，生态安全与其他安全问题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2．2 生态安全的定义
关于生态安全的定义，迄今尚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认为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2．3 生态安全的特点
2．3．1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生态环境的大系统中一切都是相连相通的，任何局部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灾难，甚至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起这方面的例子。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文明、地中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巴勒斯坦“希望之乡”等文明的相继衰弱和消亡，都主要是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可悲后果。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原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恶劣。丝绸之路时期的唐代，许多地区还是森林密布，河流不息，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只是随着不适当的垦殖和对森林的砍伐，加上气候的恶劣，才变成今天这种大面积不毛之地。比如在黄河流域，先秦时期还是植被茂密，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超过50％，我们的先民逐水而居，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自秦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毁伐森林，无节制地开垦，到唐代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的黄河流域，竟到了“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的地步。从当前来看，许多环境问题也都是由小范围、小局部，逐渐蔓延扩大成大范围、大区域性的问题，如全球大气污染引起的气候变化，等等。
2．3．2 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
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有其一定限度，生态破坏一旦超过其环境自身修复的“阀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野生动植物物种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了，人力无法使其重新恢复；再如，我国西南地区出现的“石漠化”土地，流失的土壤人力很难使其恢复，这种环境问题也是不可逆转的。
2．3．3 生态恢复的长期性
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一旦形成，若想解决就要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很高代价。比如改变沙化土地，使之恢复原来的面貌，往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经济代价也很高。如为了防止我国沙漠的蔓延并使之部分沙漠化土地得到恢复，恐怕要付出数千亿乃至上万亿元的投人才有可能。又如滇池污染的治理，历时10年，投入40多亿元人民币，效果不大。人们为此议论纷纷。实际上这也是环境问题的特性所决定的。日本的霞浦湖与滇池面积相仿，他们污染治理历时27年，投入相当于1300亿元人民币，水体恢复到相当于中国的四类水体。以此看来，滇池的污染治理达到三类水体的要求，还须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经济代价。
2．3．4 生态安全的全球性
正如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密切相关一样，生态安全也是跨越国界的。一国的生态灾难有可能危及邻国的生态安全，如国际性河流中，上游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或渗漏，就有可能危及下游国家的用水安全。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迅速减少、土地沙化、水源和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危害等。在生态安全上，各国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因而也最有可能开展国际合作。
3 国际社会有关生态安全的研究讨论
围绕生态环境与安全的相互关系，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以及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大量研究讨论，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报告和著述。如北约的《国际背景下的环境与安全》(Environmental & Securit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1999)；德国外交部、环境部、经济合作部的《环境和安全：通过合作预防危机》(Environmental and Security：Crisis Prevention Through Cooperation，2000)；美国的《环境变化和安全：项目报告》(Environmental Change & Security Project Report．The Woodrow Wilson Centre，2000)；加拿大的《环境，短缺和暴力》(Environment，Scarcity and Violence，1999)等。
3．1 国际组织有关生态安全的讨论
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专题商讨危害全球生态安全的环境问题，并通过了会议宣言和相关的公约。鉴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发展，联合国决定于2002年9月在约翰内斯堡再次召开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进一步商讨生态安全大计。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普费尔2000年2月21日在“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会议上指出：“环境保护是国家或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退化则对当今国际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还指出：有清晰的迹象表明，环境资源短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可能促成暴力冲突。在未来几十年，日益加剧的环境压力，可能改变全球政治体系的基础。
3．2 美国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动向引人注目
在众多的研究讨论中，美国的动向特别引人注目，白宫、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中央情报局、环保局、国防大学，以及南方军区和中央军区，都在生态环境与安全问题的讨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国防部1993年成立了“环境安全办公室”，并自1995年起每年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关于环境安全的年度报告。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1996年11月20日指出：“一个强有力的环境规划，是一个强有力的国防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白宫1996年发表的《国家安全科学和技术战略》指出：“环境压力加剧所造成的地区性冲突或者国家内部冲突，都可能使美国卷入代价高昂而且危险的军事干预、维护和平或者人道主义活动。”美国环保局1999年9月提交了题为《环境安全：通过环境保护加强国家安全》的报告。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2000年1月1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指出：“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去的全球安全概念(其重点主要在于军事、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应予扩大。一方面，传统的威胁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新的安全问题正在产生，并将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因此，必须制定包括全球环境挑战在内的新的世界安全议程。”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曾声称：“环境威胁应当被视为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2000年4月6日举行的美国中央军区环境安全研讨会上，美国中央军区总司令辛尼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国际关系稳定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对水资源的使用权、水的质量和对水资源的控制；跨越国界的自然资源竞争；跨越国界的工业污染；环境退化特别是荒漠化；因环境问题引发的难民迁涉和土地之争；生态恐怖主义等等。
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996年2月在《环境政策和国家利益》一文中提出了美国介入其他国家或地区环境冲突的逻辑：“世界范围的环境退化，威胁到美国的国家繁荣。这是因为，严重的污染直接危害农田、牲畜、渔业和其他对全球繁荣至关重要的生物资源。污染关系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损害，将对该国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生产力造成巨大损失。如果这种污染损害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将使我们的贸易伙伴更为弱小，并使其更加依赖我们提供的对外援助。”“在某些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他举例指出，如在尼罗河流域、阿拉伯半岛、中亚和西南亚等地，水资源的问题可能导致地区冲突。美国在该地区具有重要的国家利益，这将促使美国介入其中，并实施干预。
美国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和环境政策问题教授马修指出，“一旦环境状况被界定为与安全机制有关的安全问题，那么，通向最终使用武力和强制手段的道路也就铺垫完成。”
3．3 其他西方国家的主要观点
2001年3月，英国外交部(环境政策司)和国际发展部(冲突事务司)在伦敦召开了“环境安全与冲突预防”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Conflict Prevention)国际研讨会。78名与会代表主要来自欧美、非洲、亚洲国家，以及北约、欧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政府间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我国也应邀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伦敦研讨会的议题主要包括：环境与安全的相互关系；环境和暴力冲突之联系；环境压力之根源；环境与冲突预防；防务系统对促进环境安全之作用；种族问题和环境安全挑战等。英国外交国务部长巴特尔在研讨会上提出：“我们需要严肃地对待环境问题，不论它是目前正在影响国家安全，还是将来可能影响国家安全。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也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因为投资于负责任的环境管理，不仅有助于预防可能产生的环境冲突，也有助于避免代价高昂的军事介入。”
伦敦研讨会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如何防范和干预环境冲突，并建立相应的国际干预机制，从而消除影响国际安全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正是目前关于环境与安全讨论中争议最集中的问题。已经提出的机制方面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种：(1)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升为“环境安全理事会”；(2)创设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世界环境组织”；(3)建立“国际环境法院”。这些建议主要出自德国、加拿大等国以及北约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在积极推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世界各地的环境问题都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们的干预甚至军事介入都是理所当然的。目前，西方国家正在将环境问题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之中。
但是，“77国集团”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将环境安全机制化的努力给予反对。发展中国家反对扩大联合国组织的使命以便其干预环境冲突，而是希望优先利用现有的国际机制。在伦敦研讨会上，俄罗斯代表针对外来势力在里海周边国家的“环境维和”活动，明确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并无所谓“环境维和”的使命。
3．4 国际讨论中值得注意的一种论调
在目前有关生态安全的国际讨论中，有一种论调很值得我们注意。西方学者和某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区域和国际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构成了一种威胁，这就成为西方近年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新说。目前，美国、加拿大一些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环境状况及其对安全的影响进行了一些专门的案例研究，他们认为，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和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剧，特别是水资源的短缺和时空分布不均，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必将带来国内地区之间的资源竞争和居民迁涉，这都将危及中国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能源消耗巨大，因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巨大；中国沙漠化的后果还将危及周边国家。而且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一旦因为环境问题诱发严重的暴力冲突，其影响就将超越国界。
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与安全问题的关注表明，西方国家已将确保健康的环境质量和充足的自然资源纳入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范畴之内，生态安全被作为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一个新的安全概念，并被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工具，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之中。因此，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由一种局部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第一，要正视我国的生态安全方面的问题，并且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生态环境问题的继续恶化，并有重点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并最终走上一种良性循环状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二，要注意一些西方国家借生态环境问题对我国的恶意攻击，特别要警惕它们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关系的阴谋。
作者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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