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保持：政府与农民不能承受之重
来源：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网 上传日期:2018-07-24 打印本文章 【字体】 大 中 小山上人均土地20~30亩却无法生存，山下人均不足一亩就可以度日，这是记者跟随全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考察组在四川省黑水河边的凉山州普格县了解到的情况。如何使该地区摆脱这样的状况，困扰着一行所有科考人员。
“透支”生态为时已久
20世纪60年代曾来这里考察的孙鸿烈院士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带大量伐林，‘剃头式’地将一座山接一座山剃光为止。1964年前后我来这里考察时，已经都是秃山秃岭了。这种剃光头式的伐木恶果，最后都集中反映在了水土流失上，而这也正是造成贫困的根源。”
普格县长河扁村村民、年近70的邓渔海印证了孙院士的这番话。他说，小时候对面山上长满了粗壮的云南松，后来没几年就砍光了，山头被开垦成坡耕地。这几年政府把山上的地都收走了，有的种了树，也有的分给了常年住在山上的彝族老乡。但山上的地不好，地力消退后，彝族老乡有时还会移动开荒。
在长河扁村，村边浑浊的黑水河夹杂着泥土滚滚而过，两岸高山上到处是陡峭的坡耕地，薄薄的土层上稀稀拉拉地种着简单的农作物。
成都山地所研究员崔鹏带领课题组在这一带做过多次调研。他分析，由于构造活动强烈、岩石松散、降雨集中等，容易形成面蚀、沟蚀，如果坡面植被再不好，就很容易造成较大的危害。整个黑水河流域土地总面积1236.8平方公里，而水土流失面积高达539.8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3.6%。
他说，山上居民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是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另一个原因。这一方面加剧了当地土地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影响到整个流域的水况。
据了解，整个黑水河流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目前坡耕地已占流域面积的70％以上。由于坡耕地没有得到科学的规划和治理，严重的水土流失随处可见，现在整个流域已被蚕食得伤痕累累。
几十年后贫困交加
究竟是什么导致山上山下收入差距如此之大？据普格县县长吉伍木牛讲，目前山上只能栽种一些玉米和大豆，虽然山上村户的人均土地超过10亩，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二三十亩，但每亩地一般也就300来斤的收成。
山上高寒地带住的主要是彝族人民，大多还采用古老的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耕作品种也比较单一，土地又太贫瘠，以致山坡上的土地每亩产值仅几十元，一年下来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无法维持日常生计。
吉伍木牛说，由于植被少，农民生产生活相对落后，“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工程”（以下简称“长治”）七期工程选择这里作为治理区域后，县里抓住时机，采取了移民、搬迁等政策，使一些不适于耕种的坡面地得以退耕还林或还草。
他们的做法是，把山下适于耕作的荒地拓出来分给移民。邓渔海一家就是从山上搬下来的。他说，搬下山后家里6口人仅4亩地，但靠着谷物、烤烟和蚕桑的收入，每年人均收入已经超过3000元。仅种烤烟一项每亩地就有1000元到2000元的收入。农闲时孩子还会出去打打工。
看得出，经过治理，不但普通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改善，一些经济作物也成为农民收入的来源。然而，并不是每个村民都能享受到这项优惠。
吉伍木牛介绍，普格县的移民、搬迁等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资金问题，还有大量居民住在山上无法下移。
他说，“由于黑水河边的平地极为稀少，必须通过相应的措施将山下的宜耕土地改造成耕地，才能满足移民的要求，而这需要一定的资金，但县里经济困难，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四川会理县的县长则给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该县也在“长治”工程的重点投资区域，水土治理面积只占全县的1/3，而惠及的人口也仅占全县的40%。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刘震介绍，一般治理都是先易后难。也就是说，现在治理的区域都是资金和技术能够较快解决的地区。
而那些还苦苦等待水土治理的农户，都正生活在更加艰难的地方。
专家调研“对症下药”
站在邓渔海旁边的村民听考察团的专家问及山上土地的归属问题时，都纷纷激动地指着不远处的山说，前两年他们应国家要求把山地交出去了，并且还在山上种了些许小树苗，树长到挺高时，一些居民迁过来后把树苗烧掉，然后又垦地种上了庄稼。据说，有的彝族居民从山上移下来后不适应，没几年又回到了山上。
“要把生态工程、经济效益和当地环境改造结合在一起。不能简单地通过移民来解决水土流失问题，现在要考虑生态移民，不但要保证移民有足够的耕地可以糊口，还要加强对坡耕地的改造和治理。对于移民、土地等要有一个科学规划，以形成一个立体的综合治理模式。”孙鸿烈院士建议。
实地考察后，崔鹏还提出要在一些地区建立泥石流的预防工程。他说：“这一带普遍坡面植被不好，但实际坡面土层不错，有的达一米多厚。并且水资源总量足够多，如果有科学的指导、加上必要的资金投入，很容易通过治理得到改善。”
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张守攻认为：“应先建立相应的水利设施，在山顶植树，给山先戴个‘帽子’。种植作物要林草相间，最关键是要选能在山坡上适生的品种，这才能先养护住土地。”
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教授何大明认为，“金沙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区，其规划、治理应该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因为这里处于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非常突出，干支流上大型水电站较多，同时是重大工程对生态安全影响比较明显的地区。这样从生态政治学角度讲，一是能准确评估政策对生态的影响，对新政策的制定起到参考借鉴的功效，二是在国家这一地区投入治理的话，马上能收到经济效益。对今后西部山区的水保推广和观念的改变都有很大影响。”
为治理算一笔账
来自四川会东县的一份资料这样记录：10年治理25条小流域，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49.31平方公里，累计治理资金为9428.95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414.28万元，省级配套资金119.65万元，州级配套资金148.4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02.42万元，群众集资投劳折资7543.7万元。数据显示，群众投入还是占了大头。
谈到今后的治理费用，刘震司长说：“10年前基本上都是组织群众自己先干起来，靠的是大家的奉献精神。但现在每条小流域的治理都要两百万元以上才拿得下，而国家平均投入资金不到百万元。因为‘两工’取消了，农民也不能白干了。对于农民投入的劳力我们都要支付酬劳，一般治理本乡本土关系自身利益的河流，农民会降低一些工费，但就是这样算，今后治理需要的资金投入也远远高于以前。现在治理好的这些小流域示范区，一般也是综合治理、多方投入才见到成效。”
对于水土治理示范区的费用投入比例，刘震司长和会理县海潮乡乡长一起算了算该乡治理的细账：一亩地修建水利设施需要2000元左右，平整推土费大约是600元。国家的补助摊下来每亩200元～300元，农民每亩自投入200元，其余部分大约是水利部门投入70%，农业综合投入开发占30%，农户出劳力计工，然后按工作性质分别由水利和农业项目支付工钱。
记者拿到的资料显示，根据1999年的遥感调查，云南省水土流失面积14.13万平方公里，四川为15.65万平方公里。仅两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就令人瞠目，治理所需资金更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谁该为水保“买单”
当专家指着眼前的一片山问邓渔海老人，愿不愿意将那里都种上树和草，老人马上回答“我老了，干不动了”。大家解释不是让你干，让孩子干，老人一言不发。
据说凉山州曾经跟省里算过一笔“贡献账”。现在，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朱兵也效法他们算出这样一笔账：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是全国三大林区之一——西南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三州建立了40多个森工局及水运局，约有16万森林工人在那里不间断地从事了40多年的砍伐，其间共采伐活力木3亿多立方米，上缴利税20多亿元，而当时国家仅花七八元就调走一方木材。如果这些木材拿到今天卖，那将是天价。
“这些地区为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生态牺牲。由于一直没有对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生态‘透支’进行足够、及时的补偿，造成严重的生态欠账，导致这些地区生态状况恶化，极大地制约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他说，建立资源输出地与生态保护区补偿机制已势在必行。
凉山州水利局局长沈铁石说：“确实有这样一句话，‘资源拿走了留下的是贫困，财富拿走了留下的是污染’，看了治理的地方，再看没有治理的地方，差距真是很大！我建议，不局限于一级、二级支流治理，而是由国家整体拿出资金来支持治理。”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家就陆续投入开展了“长治”、“长防”等大规模水土流失治理工程，90年代后期以来，“生态建设”、“天然林防护”、“退耕还林”等大型生态建设工程相继实施。以长江水利委员会在长江上游实施的“长治”工程为例，从1998年开始，至2004年已经开展了7期小流域综合治理，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同时还实施了滑坡泥石流治理试点，保护了30多万人和数十亿元固定资金的安全。
“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来治理，却还存在如此多的水土流失问题，这让人非常吃惊，”刘震司长说，“但是听了专家的建议，看了水土保持示范区和重点治理区后，我认为，今后的治理工作大有希望。”
“关键是规划，靠一个部门或者一个项目的资金投入是很难见成效的。因此要进行综合治理，产业结构也要随之调整。”刘震说，坡耕地是生态系统中最为脆弱的部分，是水土流失最主要的策源地。因此加强坡耕地改造、治理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孙鸿烈院士说，“我认为，水土保持工作是扭转生态恶化和脱贫的关键，这个事情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流域治理普遍存在资金问题，希望能从全国的层面上有一个‘水保工程’之类的项目，投入专项治理经费支撑重点区域治理水土流失。另外，水保问题涉及很多科学工作，也应考虑建立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针对水土流失过程和调控等做一些必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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