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土高原韭园沟小流域，王永杰老汉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沟坡上有他新盖的三间窑洞，一家人日出而做，日落而息。10月19日这一天，王老汉一辈子都难以忘记，做梦都没想到在自家的窑洞里见到了荷兰王储威廉·亚历山大殿下，平生连县长都不认识的王老汉，不仅见到了殿下，而且亲切的唠起家常，合影留念，真是羡煞众里乡亲。这事别说在绥德县城，就是在榆林市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访的高级外宾。

    是什么吸引了荷兰王储来到了黄土高原，来到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韭园沟小流域。是这里的石油，还是煤炭？答案都不是。还是王储自己说出了谜底。“我这次到榆林来参观考察非常值得，看到了著名的黄土高原，看到了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看到了当地农民群众通过治理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没有治理的石家沟与经过治理的韭园沟小流域相比，治理与不治理大不一样。”

     亚历山大站在韭园沟小流域高高的大坝上，望着山顶层层梯田，沟坡成片的林草，沟底座座相连的淤地坝，淤成的坝地上长满了丰收的玉米、高粱，赞叹不已。他不辞旅途的疲劳，不顾淅沥沥的小雨，兴致勃勃地向陪同的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周月鲁局长问这问那。

    据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省长陈德铭在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介绍：自1999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支持力度，先后启动实施一大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重点项目，其投资力度之大，覆盖面之广、效果之显著，都是前所未有的。黄土高原地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发挥政府职能、加强组织协调，及时调整思路、提高治理成效，注重前期工作、规范建设程序，强化机制创新、增强水保活力等途径，组织当地干部群众，投入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六年间，黄土高原地区累计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7.8万平方公里，建设基本农田1861.7万亩、淤地坝16592座，水土保持林草9399.8万亩。

     这是一组多么令人鼓舞的数字，也是吸引亚历山大殿下来到黄土高原参观考察的真正动因。

古老的黄土高原，如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淤地坝  农民说是“粮囤子、钱袋子”

 

    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浑浊，泥沙含量高。在黄土高原上，大大小小的沟壑有27万条之多。一场暴雨，沟道内成千上万吨泥沙流入黄河，造成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群众贫苦；下游泥沙淤积河道，形成“地上悬河”，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众在同水土流失斗争实践中创造了淤地坝这种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有百亩坝，再旱也不怕”、“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这是黄土高原地区广为流传的新农谚。农民形象地的称淤地坝是“粮囤子”、“钱袋子”。

我国最早的淤地坝是大自然创造发明的。在距今400多年前的明代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陕西子洲县黄土洼，因自然滑坡，堵塞河道，形成“天然聚湫”，经过多年淤积成为坝地，土质肥沃,年年丰收,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后经人工整修，形成坝高60米，淤地800多亩的淤地坝。

    聪明的人类将大自然的创造发明应用于生产实践，开始人工修坝。据记载，我国最早的人工修坝是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的山西汾西县，当时的知县毛炯曾布告鼓励农民打坝淤地,提出“以能相度砌棱成地者为良民,不入升合租粮,给以印帖为永业”。于是“三载间给过各里砌筑成地孟复全三百余家”。从此,筑坝淤地在汾西县得到发展并逐渐推广到整个黄土高原。

新中国成立以后淤地坝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黄土高原地区已建成淤地坝11.35万座，其中大型淤地坝1480座，中小型淤地坝11.2万座，控制面积9247平方公里，总库容13.75亿立方米，拦蓄泥沙210亿立方米，淤成坝地32万公顷，保护川台地1.87万公顷。

     淤地坝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真正原因是其显著作用和效益：一是拦泥保土，减少入黄泥沙；二是淤地造田，促进农业增产；三是蓄水利用，解决人畜饮水和农业生产用水；四是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五是促进退耕，改善生态环境；六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保护下游安全；七是以坝代路，改善交通。据测算，建设一座大型淤地坝，每淤一亩坝地平均可拦泥8000吨，中型淤地坝平均拦泥6000吨，小型淤地坝平均拦泥3000吨。可见淤地坝对减少黄河泥沙和保护下游安澜具有重大作用；淤成的坝地，平均亩产300-400公斤，有的高达900公斤，是坡耕地的6-10倍,是梯田的2-3倍，是农民群众喜爱的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淤地坝建成后，前期能够有效地拦蓄水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对解决水资源缺乏地区的农民生活生产用水发挥着重要作用。据调查，黄土高原地区建成的淤地坝，已解决了1000万人和几千万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淤地坝可连接沟壑两岸，以坝代桥，改善了黄土高原地区的交通条件，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目前，黄土高原地区以坝代桥的淤地坝占20%，相当于建设了2万多座乡村公路桥。

淤地坝显著的作用和效益受到了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水利部把淤地坝建设列入2003年水利工作“三大亮点工程” 之一，并组织编制了《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规划》，正式启动了黄土高原淤地坝工程。

    承担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规划具体编制任务的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为保证按时完成任务，他们全局动员，抽调精兵强将，放弃休假，全力以赴投入淤地坝规划的编制工作。春节期间，正当人们合家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此时，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的办公大楼内，从局领导到规划设计院的办公室灯火依然通明，近百名专业技术骨干，正在聚精会神地编制淤地坝规划。他们放弃节日休息，加班加点，超常规工作，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淤地坝规划的编制任务，并胜利通过了水科院的审查。

    按照规划，到2020年底前，黄土高原地区将新建淤地坝16.3万座，工程建成后，可新增坝地750多万亩，拦泥能力400亿吨，蓄水能力达到170亿立方米，可发展灌溉360万亩，可促进退耕还林还草3300万亩和封育保护6000万亩，年减少入黄泥沙7亿吨。

     这是一幅多么宏伟壮丽的规划蓝图！它昭示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观念的创新，才是真正推动淤地坝工程建设前进的根本动力。目前，淤地坝工程建设在思路上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以往注重单坝建设转变为以小流域坝系建设为主的发展思路，至今，黄河上中游局按照新的思路，已在83条小流域开展小流域坝系建设示范工程，前景喜人。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站在黄土高原的高坡上，延河世行项目区尽收眼底。他心情十分激动，不是因为看到了巍巍的宝塔山，听到了高亢激扬的信天游，而是赞叹这里的世行项目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他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出色的项目区之一，在许多国家都有过同类项目，能取得这样大成就的只有中国，称该项目是世行农业项目的“旗帜工程”。

    世行项目，全称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项目办公室设在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该项目以扶贫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宗旨，以基本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各项治理措施，增加项目区植被覆盖度，建立水土保持综合防治体系，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基础设施，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减少入黄泥沙，为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服务，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它是我国首次利用外资开展的大型水土保持项目，到目前开展了两期项目，共引进世行贷款3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资金，总投资为42.6亿元人民币。一期项目于1991年开始前期工作，执行期8年。项目区涉及陕、甘、晋、蒙4省（区）的7个地（盟）22个县（旗），总面积1.6万km²,其中水土流失面积1.4万km²,占总面积的90%。二期项目于1999年启动实施，项目执行期6年，项目区涉及上述4省（区）的12个地（市）37个县（旗）。总面积1.9万km²,其中水土流失面积1.8万km²,占总面积的93%。

    一期项目竣工验收时完成治理措施面积48万hm²，其中建设基本农田10万hm²，项目区人均基本农田达到0.17hm²，粮食总产70万吨，人均粮食532公斤；营造乔木林9万hm²，灌木林14万hm²，果园经济林6万hm²，人工种草10万hm²；修建治沟骨干工程149座，淤地坝1140座，有效地控制了项目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年减少泥沙3800万吨；项目区农业总产值由项目实施前的8.97亿元提高到9.4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61元增加到1263元，人均粮食由378公斤增加到532公斤。

    二期项目经过6年时间的实施，目前已完成治理面积43.8万hm²，其中基本农田8.8万hm²，乔木林10.9万hm²，灌木林7.1万hm²，经济林4.7万hm²，果园1.6万hm²，人工种草5.7万hm²，天然草场封育5.7万hm²，建成治沟骨干工程116座，淤地坝232座。项目区农村社会总产值由1998年的29.6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79.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8年的581元提高到2004年的1608元；人均基本农田由0.11hm²增加到0.15hm²，粮食总产量达到116.5万吨，人均544公斤；各种治理措施新增减沙2695万吨，有效遏制了项目区水土流失，减少了入黄泥沙，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世行项目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就连世行官员无不惊叹不已。

    当世界银行委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组成项目验收团，对一期项目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全面检查验收时，验收团一致认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贷款项目以其扎实细致的前期准备，科学严密的组织实施与管理，高起点、高质量、快速度地建成了一大批综合治理典型。项目的成功实施，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减少了入黄泥沙，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对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验收团在给世行执董会的ICR报告中，对项目建设内容、产出效益、可持续发展、机构建设、借款方表现等五项指标都给予了“非常满意”的最高评价。

    为此，世界银行还专门组织多家国际新闻媒体赴项目区采访报道，向全世界宣传推广项目管理经验。一期世行项目荣获了世行行长“杰出成就奖”，这是世行从全世界3000余家世行项目中遴选出的，也是我国水利行业中唯一的一个获奖项目。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公室主任周月鲁在总结世行项目经验时说：世行项目给我们许多启示，特别是世行项目科学求实的现代管理理念、系统严格的管理模式和科学严谨的工作体系，给我国水土保持管理工作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对于黄土高原地区乃至全国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必将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如今陕北农民唱起了新的“信天游”：“山坡上栽树崖畔畔上青，羊羔羔养在家门中；草棵棵赛过粮苗苗，禁牧带来好光景。”靖边县一位参与了40年生态建设的农村干部颇为感慨地说：“与吴旗相比，吴旗造林没我们多，可是人家封禁保护比我们力度大，靠自然本身恢复了植被，效果比我们好。”

半个多世纪以来，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防治靠的是人工治理，靠天治理谁都不敢想，认为这是懒人的做法。如今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一些专家学者还从理论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生态修复符合生态演替的基本规律，是我国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和最有效、最经济、最科学的选择。两院院士石元春说：生态建设既要人为治理，更要重视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后者更为快捷有效，也最省钱。

    各地在生态修复方面纷纷亮出大手笔。陕西省榆林、延安所属的25个县（市、区）现已全部实现了封禁；内蒙古围封、休牧、轮牧、禁牧草场面积达到1．56亿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16．35％；山西、青海、陕西、宁夏政府先后出台了封禁治理、三封两禁和全境禁牧的决定。目前国家开展了128个生态修复试点县和“三江”源区预防保护工程，各省（区）也开展了一批地方生态修复试点工程。据统计，水土流失年防治速度是20世纪末的3倍，封育保护面积接近人工治理速度的2倍。黄河上中游7省（区）的54个地（市）294个县（市、旗）实施封禁保护工程至今，封禁保护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取得了显著成效。

    如今驱车走进黄土高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荒山秃岭变绿了。陕西吴旗县封禁3年，林草覆盖率提高了24个百分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的植被覆盖率由10％提高到40％～50％。特别是1999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黄土高原地区林草覆盖率平均提高了2个百分点，先期开展退耕还林的地区，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明显减轻。该工程已使黄河上中游七省区1400多万农户6700多万农民直接受益，每年人均获得生活费补助40元、粮食补助494斤，被广大干部群众称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生态修复促进了经济发展。陕西吴旗县在实施生态修复后，大力发展集约高效农业，培育草、羊、杏3项优势主导产业，积极兴办绿色企业，国内生产总值、粮食总产量、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4项主要经济指标，与实施生态修复前相比均翻了一番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实施封禁治理、舍饲养殖后，牲畜数量比禁牧前增加8．1％，良种及改良种畜平均达到87％，羊的出栏率由28％提高到44％，平均出栏时间由21个月缩短为9个月。

    生态修复不仅使土地、草场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农牧业生产方式。许多地方的农牧民已经逐步走出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超载放牧，越牧越荒”、“自给自足，广种薄收”的怪圈，树立起市场效益的新观念。

牧民们说：草原才是我们的命根子，草场已经破坏了，我们必须给它休养生息的机会。封育保护促进了草场植被的恢复，也为今后畜牧业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水利部曾组成联合调研组，先后对10个省（区）的18个地（市）、33个县和54个镇进行广泛调研。最后调研组得出的结论是：依靠生态自我修复能力是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它不仅促进了植被恢复，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粮多、草多、肥多、钱多良性循环的致富之路。    

    实践证明生态自我修复是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的好路子。水利部党组开展生态自我修复的决策是正确的，是明知之举。

 

高原嬗变  警示人与自然应和睦相处

    去年一场秋洪，使沉寂多年的西安灞河再现了当年的如虹气势，但洪水过后，人们惊奇的发现，湮没河底千年的古灞桥露出“峥嵘”。

    灞桥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它比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赵州石拱桥（公元605-618年）还要早20多年。大桥总长约400米，桥墩有40-50座。如此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多孔石拱桥，不仅在中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在世界古代桥梁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灞水东南来，逶迤绕长安。想当年，在波涛汹涌、河面宽广的灞河上，一座巨型大桥凌空托起，其恢弘气势和壮观景象怎不令人惊叹。唐代诗人王昌龄在《灞桥赋》诗中赞叹它“若长虹之未翻”，这是对隋唐灞桥的恢弘气势的真实描绘。

   隋唐灞桥为何湮没地下，时隔千年后又再现人间？这其中既有自然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人为的因素。自隋开皇二年建桥以来的1400多年间，灞河源头的秦岭森林被大量砍伐，植被遭到破坏，尤其是灞河上源的蓝田，至汉代时人口大量增加，开荒种地，滥垦滥伐，结果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大量泥沙流入灞河，使河床抬高了8米之余，致使大桥淹埋于水下，最终被废弃。

    隋唐灞桥的湮没，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大自然进行报复的典型范例。古桥沉浮，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人与自然应和睦相处，否则，隋唐灞桥的今天就是人类的明天。

    我国著名环保人士唐锡阳说：人是大自然创造的。大自然叫人类生，人类得生；叫人类死，人类就得死。人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他强调“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尊重历史，还我自然。”

从高塬的荒山秃岭、灞河的古桥湮没、到黄河下游的“地上悬河”，历史和现实都已充分说明，如果人类不加以节制自己的行为，一味向大自然攫取，最终大自然将会给人类以加倍的惩罚。

    高原嬗变，警示人与自然应和睦相处。我们期盼黄土高原的明天，山川秀美，群众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把绿色留给子子孙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