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披锦绣 功业利千秋——黄土高原６０年水土保持的治理与探索
来源：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网 上传日期:2018-07-24 打印本文章 【字体】 大 中 小 项晓光 孙太旻 马建才
序
“治河应该以整个流域为对象。”
１９４９年８月，新中国成立前夕，老一代治河专家王化云和赵明甫，向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呈报《治理黄河初步意见》，提出治河要“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流和支流兼顾”。这是整个黄河流域即将为人民所掌握，黄河即将实现统一管理时，黄委首次提出全面治理黄河、开发黄河水利的初步设想。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也因此被提上了黄委的议事日程。
此前几个月，华北、中原、华东三大解放区的河务部门刚刚合并成统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王化云、赵明甫随后被分别任命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和副主任。
这时，人民治黄已走过４个年头。１９４９年以前由于黄河流域没有完全为人民所掌握，治黄工作主要是在下游搞黄河归故与谈判斗争以及修堤防汛，水土保持工作——治理黄河的治本之策还没有来得及展开。
探索篇
黄土高原有计划的水土保持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
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２～３０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治黄会议，水土保持作为黄委的一项重要任务被正式列入了日程。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大力搞好水土保持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并由此成立了黄河西北工程局，专门进行水土保持和西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同时，选派当时的黄委副主任赵明甫负责这项工作。会上，许多人第一次看到了幻灯片，就是年轻的留美工程师吴以从美国带回的关于水土保持的幻灯片。
调查研究 探摸“家底”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搞水土保持谈何容易。
摊开中国地图，在几何中心地带分布着一个神秘的高原——黄土高原。连绵的黄土，沟壑纵横，梁峁起伏，极目而望，蔚为壮观。但高原植被稀少，土质疏松、土壤裸露，又地处季风气候区，年降水分布不均且变动较大，多以暴雨出现，雨水夹带高原上的大量泥沙汇入千沟万壑，使河水染黄，黄河因而得名。这个让黄河染色，使黄河成为中华民族心腹之患的高原是我国乃至世界水土流失最严重、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６４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就占４５．４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向黄河输沙量达１６亿吨，成为世界河流输沙之冠，其中４亿吨淤积在河床，形成千里悬河。黄河的年均输沙量如果堆成１米见方的土堤，可以绕地球２７圈多。
水土流失使土地退化、环境恶化，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恶劣的环境与贫困像一对孪生兄妹：环境恶劣造成贫困，贫困加剧了环境恶劣，恶劣环境促使人民更加贫困。这种“恶性循环”使得环境恶劣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
１９４６年冬天，年逾花甲的萨凡奇博士（Ｄｒ·Ｓａｖａｇｅ），这位与中国两条大河有着不解之缘的世界著名高坝专家，在提交给国民政府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提出水土保持工作“以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的“萨氏预言”，这一下子让我们想起古人早就说过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黄土高原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元气，百废待兴。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更谈不上管理了。许多人对黄土高原、对水土流失治理连感性的认识都没有。
这一切，都在初任黄委主任王化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１９５０年王化云与耿鸿枢考察无定河，他们从西安—潼关，过黄河，从风陵渡—太原—军渡，过黄河，到吴堡，绕一大圈才来到绥德，一路看下来，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深深地震撼了他，治理水土流失的紧迫感让他感到时不我待，为了让自己尽快地从外行变内行，他查找梳理着古今中外黄河治本的论述，又积极向专家和科技人员虚心请教。如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张伯声等，这些人有些还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官员和专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这一年开始，王化云在黄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每年都要抽出时间去考察、去调研，并有计划地组织水土保持考察研究，目的是尽快摸清黄土高原的“家底”，研究流域水土保持的战略问题。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也由此进入踏勘、规划阶段。
“从晚清到民国，许多中外专家研究黄河泥沙问题，都认为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然而，在新中国，我们却找到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依靠黄土高原的广大群众，开展水土保持，在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有效地减少入黄泥沙。”
１９５３年４月２３日。开封。黄委的大本营。在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大规模查勘动员会上，王化云慷慨激昂，侃侃而谈。刚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２６岁的川娃子刘万铨终生难忘。他清晰地记得那个柳絮飘飞的春天上午，王化云很有感染力的讲话是如何令自己心潮澎湃，并在４６年后他写的《他指引我爱上水土保持这一行》一文中记下了这一段话。
５月５日，４００名查勘队员分成９队开上了黄土高原，对黄河中上游的无定河、泾河、三川河、皇甫川、窟野河、北洛河、延河等３１条支流进行了拉网式的查勘，历时８个月。１９５４年，黄委又组织２个查勘队，对湟水、庄浪河、祖历河、清水河等进行查勘。
两次查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黄土高原地区进行的全面大查勘，查勘面积２１.３万平方公里。通过查勘，对３７条支流及相应河段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情况、水土流失情况和群众的水保经验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为编制黄河综合治理规划及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重要条件。
查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按照不同地貌类型分布和土壤侵蚀强度，把黄土高原分为了九大类型区。面积达２６.４万平方公里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高原沟壑区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类型区的划分，为因地制宜确定治理方向和治理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通过研究水土流失规律，总结当地经验，查勘还形成了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应该全面考虑的问题和必须掌握的几条原则：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相结合；水土保持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水土保持与根治黄河结合。这些原则一直贯穿于后来的水土保持工作。
查勘也形成了后来水土保持工作中一直坚持的方法——调查研究。之后，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水土保持工作每次转折变化时期，黄委都坚持调查研究，了解水土保持的情况和问题，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提出推动水保工作继续前进的措施。
调研，从群众中发现典型，把典型上升到理论高度，再示范推广，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就这样在理论与实践的转化中，黄委逐步认识了水土流失的基本规律，找到了治理水土流失的基本方法。
１９５１年，再次考察无定河的王化云当即决定购买绥德辛店沟作为试验基地，通过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韭园沟当作水保典型来带动其他地方的水保工作。通过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从而拉开了新中国水保工作的序幕。
科学试验 示范推广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伴随着马铃声，１４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风尘仆仆地来到位于陇东黄土高原的董志塬腹地的西峰镇，组建西峰水土保持工作站。
时隔一年，１９５２年１１月，黄委将陕西省扩建的绥德米脂水土保持站并入黄委在绥德成立的陕北水土保持工作推广站。
１９５３年，我国第一个水土保持科研机构——１９４１年１月成立的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移交黄委西北黄河工程局，更名为陇南水土保持工作推广站。
这就是黄河流域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水保“三站”。１９５６年，“三站”更名为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科学试验的定位十分清晰，典型的意义也很显著。
随后黄土高原各省（区）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水保科研机构。１９６４年，黄河中游水保委员会在西安成立，机构的完善有效地推动了水保工作的全面开展。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高原沟壑区年均流失量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吨每平方公里，有些地方甚至达到３００００吨。为了摸清不同类型区的水土流失规律，西峰水保站的南小河沟被作为黄土高原沟壑区水土保持试点，绥德水保站的韭园沟被作为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的试点，天水水保站的吕二沟、梁家坪被作为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的试点，分别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试验研究工作，为当地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推动作用。黄委三个水保站大批试验研究成果的相继诞生，在“试验、示范、推广”三结合方针的指导下，为黄土高原地区乃至全国，大面积治理水土流失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从高原推向全国
用ＧＯＯＧＬＥ搜索，水土保持词条愈２００万条，一个科技专有名词受到如此青睐，充分说明“水土保持”这一概念已深入人心。
１９４０年，治理水土流失的中国式名词——水土保持应运而生。究竟是谁创造的这个名词，尽管６０多年后人们还在争论命名的归属问题，但黄河流域在中国水土保持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是无可争辩的。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如任承统、傅焕光、叶培忠、蒋德麒等，怀着改造祖国河山的雄心壮志，在有关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水土保持科研机构——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开始了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如今在天水市西南方龙王沟水保苗圃园里，叶培忠几十年前精心培育并栽种的“叶氏杨”已有两抱多粗，夏日的骄阳下，展现着笔直的腰身，满树的绿叶显示出勃勃生机。傅焕光从美国寄回的牧草草种，几经培育，仍在黄土高原年年青草绿。
黄河的治理，包括黄土高原的治理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告诫黄委：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周恩来总理签署《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并大力推动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指出：水土保持是一项长期的改造自然的工作，由于各河治本和山区生产的需要，水土保持工作目前已刻不容缓。
１９５５年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报告》，把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正式列入国民经济计划。
１９５５年，山西省阳高县县委书记把本县的水土保持经验加以总结，写成《看，大泉山变了样子！》的文章，被收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主席看后，欣然写下按语：“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要全面规划，要加强领导。我们要求每个县委书记都学阳高县委书记那样，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
上世纪５０年代，第一、第二次全国水保工作会的相继召开，国务院成立水土保持委员会，都以黄河流域为工作重点。
高层关注，促进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特别是１９６０年，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后，在“保卫三门峡”的号召下，加快黄土高原治理的要求更为迫切，黄河流域各地水土保持也全面开始，水土流失治理由一家一户分散单一治理，发展为一村一组合作成片治理，还出现了一乡一县，或几县大联合的宏大场面。
黄委“三站”的科学试验和典型示范，也有效地带动了整个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三站”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邀请三站技术人员上门传授经验的函件应接不暇，地方政府重大活动也都邀请站上技术骨干莅临指导。每当回忆起这段辉煌历史，“三站”的许多老同志都会眼睛一亮，激动不已。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西峰水保站东湖苗圃、南小河沟试验场的相继建立，开始了农林水牧果各项措施的试验研究和水文、气象观测；增设野外试验基点，加强了子午岭林区的观测研究；在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建立了环县水土保持试验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验研究工作。辛勤的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南小河沟小流域１９５７年荣获全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先进典型称号，１９６５年被授予全国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样板。１９８２年３月被《人民日报》誉为“黄河中游的一块翡翠”。
天水站在成立时，就把刺槐、地埂、草木樨作为治理水土流失的三大法宝。从５０年代开始，就在重点治理的吕二沟流域，引种成片的刺槐林，培育出了黄土高原沟坡造林的第一代先锋树种。从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５７年间，经过反复试验获得成功的地埂工程措施，可拦蓄十年一遇的暴雨径流，有效防止坡地水土流失，至今仍是最经济简便的水保工程措施。叶培忠先生培育的草木樨，被黄土高原纳入粮草轮作的主要草种，被１９５５年全国第一次水土保持会议誉为西北的“宝贝草”。为此，１９５７年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对试验推广草木樨、刺槐等做出杰出贡献的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授予特等奖和锦旗。以后的十几年中，这些杰出的科研成果，被迅速推广到祖国的大江南北。
天水站自１９４７年开始，经过５年的引种试验，在当地建起了黄土高原第一个山地果园。１９５４年，在吕二沟布设的径流泥沙试验，为黄河中游地区积累了迄今为止系列最长的观测资料。１９５８年，采纳苏联水土保持专家扎斯拉夫斯基先生的建议，在罗玉沟开始了黄河流域最早的对比试验。
绥德水保站在开展试验研究的同时，培养了辛店试验场、韭园沟等综合治理示范基地。坡地水平沟耕作法１９５４年在韭园沟示范后，被迅速推广到黄土高原广大地区。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保水保土保肥（三保田）水平梯田的试验成功，使粮食亩产比坡地提高２～３倍，并迅速在黄丘区大面积推广。随着沟壑土坝、水坠坝的试验成功，更加坚定了科技人员治理水土流失的信心和决心。到５０年代末期，仅韭园沟流域就修筑大小淤地坝１１０座，拦泥５０多万立方米，粮食平均亩产比建坝前提高４倍以上。群众高兴地说：“修坝如修仓，澄泥如存粮”，“家有三亩坝，天旱也不怕”。韭园沟流域１９６４年也因此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十大样”板之一。
正当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群众运动全面展开之时，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遇到国家三年经济困难，中央“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黄河流域许多省（区）的水保机构被撤销，人员下放，水保工作陷于停顿。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治黄工作中的“上拦”工程探索基本陷于停滞状态，水土保持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文革”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水土保持工作开始恢复。陕、晋、甘、蒙等省（区）推广水坠法筑坝、机械修梯田和飞机播种造林、种草等新技术，“三站”积极配合，协作公关，解决了许多推广实施中的技术问题，水保措施在技术上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圆一个绿色梦
为了黄河的长治久安，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当黄委把治黄目光投向那片广袤神秘的黄土高原时，许多有志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以及繁华的都市汇集到黄土高原的穷山僻壤，投身到水土保持这项伟大事业之中。
工作生活在十分艰苦的贫困边远山区，外地的同志每５年春节才能回家探亲一次，自己媳妇其他季节穿花布衫的情景从没见过，孩子不认识亲爹的笑话十分普遍。
“陕北地刚要解冻，工作就全面展开。头一次到韭园沟，抬起头，山是光秃秃的，低下头沟内乱石滩一片，十分凄凉。加之风又多又大，刮的人睁不开眼。因为试验点没地方吃饭，只好黎明前在单位吃完早饭上工地，工作一天，步行几十里路，天黑才回站。”这是绥德站退休干部徐乃民回忆时的描述。
让水保人引以为荣的是，从黄委“三站”曾走出了中科院学部委员吴中伦，涌现出了付焕光、叶培忠、吕本顺、蒋德麒、刘万铨等知名专家。
要问谁最痴迷水保这一行，已故水保专家刘万铨绝对算一个。这个２２岁就来到黄土高原的川娃子，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水保事业。为了大力倡导建设高标准的三田（梯田、坝田、小片水地），他给小女儿取名叫“三田”；为了水保事业的健康发展，退休后身患绝症的他，仍情系水保做奉献。
天水站的郭文秀，一位来自巴山蜀地的老工程师，临终前，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把骨灰撒在自己为之付出过一生汗水和心血的试验地里，让自己不死的灵魂永远与这片他痴恋一生的热土相伴。
西峰水保站环县分站有一个偏僻的径流观测站，只有曲金武和一位临时测工。１９５８年８月深夜的一场暴雨洪水夺走了正在取样临时工的生命，处在山大沟深处的曲金武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楞是找到尸体测完流，才向单位报案，自己却因此被判三年徒刑，并被单位辞退８年，“文革”后才平反落实政策，而他依然无怨无悔地关注着水保。
发展篇
改革开放以来的２０多年，是我国水土保持事业改革力度大、发展速度较快、取得成就显 著的时期。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积极采取有效财政措施，进一步加强了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１９８０年国家农委批复恢复黄河中游水保委员会，组建黄河中游治理局。１９８３年起，水利部、财政部决定每年投入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在水土流失严重的无定河、皇甫川、永定河、三川河和甘肃定西县等８片地区开展重点治理。
黄河中游治理局成立以来，在黄委的正确领导下，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全局职工，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水土保持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并总结出了“以支流为骨架，县域为单位，小流域为单元，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工程、生物和耕作措施有机结合的综合治理技术。”对科学指导面上的水土保持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１９８０年起，黄委黄河中游治理局开始在陕北、晋西和内蒙古进行第一批３６条水保试点小流域治理，先后开展了３批１２１条小流域的综合治理试点。在调整土地利用和农村产业结构、加快水土流失治理进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大面积推广试点流域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特别是近１０年来，随着国家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治理思路不断创新，综合治理防护体系不断完善，使水土保持经历了由单一治理措施向工程、生物和耕作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转变；由分散治理向集中连片、规模治理转变；由单一效益型向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相结合转变；由单纯人工治理向退耕还林草、生态修复、预防保护转变；以及在注重沟坡兼治、以沟促坡的同时，突出沟道坝系建设的发展过程。
小流域综合治理走在全国前沿
１９８０年，中央在山西吉县召开了由１３个省（区、直辖市）参加的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座谈会，总结推广黄河流域“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先进经验。“小流域综合治理”这一概念和做法赢得了上层领导、国内外专家的赞赏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并在全国迅速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水保领域的改革也稳步推进。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从过去零散治理变为统一规划、综合治理，使水土保持步伐明显加快，治理速度和面积成倍增长，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
引领这一潮流的是山西河曲农民苗混瞒。１９８１年５月他与大队签订承包合同，率先在新尧沟２５０亩小流域内进行为期３年的承包治理。２年就完成了５０％的治理任务，而且人均收入超千元。这一经验很快在全县推广，带动１／３农户包治５１００多条流域，面积约４．４７万公顷。
１９８３年９月，黄委召开现场会推广“户包”经验，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出现了新局面。“户包”治理小流域这一创举，很快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首肯和支持，党中央及时发了简报，明确承包期可以延长，可以转让，可以继承。从此户包小流域如燎原之势，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
“户包”治理也由此带来了治理思路和观念上的更新，由单纯防护性治理向开发性治理转变，由单项措施治理向综合措施转变，由单纯蓄水保土为目标向实现综合效益转变；把治理与开发融为一体，把治理水土流失与治穷致富紧密结合起来，把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当地的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已成为黄土高原治理水土流失的共识。
１９９２年８月，山西吕梁地区又推出了拍卖“四荒”（即荒山、荒沟、荒丘和荒滩）使用权的经验做法。这是继８０年代“户包”治理小流域后的又一创举，为加快小流域治理开发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曾赞许这一改革措施“卖掉的是使用权，得到的是农民治山治水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多方筹资，共同治理水土流失的新局面。这一新举措，迅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并成为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新选择。
水土保持投资机制多元化，改变了国家出钱、农民治理的单一模式，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投资治理的新格局。国家、集体、企业、农民一起上。据统计，１９９８年国家投入水土保持各项资金总额达１６亿元，是１９８３年的５０多倍。
无论是全国小流域承包第一人苗混瞒的出现，还是全国“四荒”拍卖第一槌在山西岚县的敲响，都给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并始终走在了全国治理水土流失的最前沿。
预防监督步入法制化轨道
众所周知，水土资源破坏容易治理难。人们几天之内可以砍光一片森林，开垦一面山坡，但要恢复其原貌，控制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至少要花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全面做好预防工作，保护治理成果，制止新的人为水土流失是极为重要的。
１９８２年，国务院颁发了《水土保持工作条例》，水土保持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
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正式颁布实施，成了水土保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该法确立了新时期水土保持工作的方针，把预防保护和监督工作提到了首位，并提出“谁使用土地、谁负责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在全面做好预防保护的同时，有重点、有步骤地对原有水土流失积极治理，对人为水土流失，依法及时防治；对拒不治理或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１９９３年，《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作为配套法规正式由国务院颁布，之后水利部又陆续出台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管理规定》等行政规章，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水土保持法规体系。
同年６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的生命线，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继控制人口增长基本国策后，我国的又一项基本国策。
完善的水土保持法规体系、基本国策的确立，使各地陡坡开荒、乱垦滥伐、乱倒乱弃等水土流失现象得到了遏制。人为水土流失严重，被称为“黑三角”的晋陕蒙接壤地区，经过几年的严格执法和强化管理，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意识明显增强，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得到了有效地贯彻执行，早已成为全国水土保持监督执法的样板。
黄委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监督局，作为全国唯一的专门负责特定区域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机构，在黄委和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自１９９８年组建以来，加强与各省（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协作，积极依靠地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充分调动县级水保监督机构的积极性，积极主动开展了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工作。先后对９５个大中型建设项目、２０６个小型建设项目进行了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检查、专项检查、跟踪检查和水土保持督察，成为国家在本区域可以信赖的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员、观察员，已促使该地区成为全国预防监督规范化建设上的一面旗帜。
以此为试点，基层“三站”也被赋予了预防监督、水行政管理新的职能，流域机构的水土保持执法作用更加凸现。从而，促使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工作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
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０日下午，美国华盛顿特区第１９街世界银行总部。巨大的现代化办公楼１２层大厅内灯火辉煌、气氛和谐而热烈，“２００３年度世界银行行长杰出成就奖”颁奖盛会正这里隆重举行。
当满头银发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面带微笑向大家宣布，将世界银行的最高荣誉“杰出成就奖”颁发给“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时，全场沸腾，掌声如潮。参加表彰大会的刘震、黄自强都面带笑容，相互致意。因为，这是从全球３１０５个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严格评选出来的。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是我国政府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首次利用国际金融贷款开展的大规模水土保持项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土流失控制项目。这个项目因为成功地将国家的生态效益与农民的生活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自然与社会共生互动的良性循环，不仅开创了我国水土保持运行管理的科学化、高标准建设的规范化的先河，而且也为全世界农业扶贫项目提供了典型的借鉴。
新中国成立５０多年来，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在黄土高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为防止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心头之患，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的组织协调下，黄委与陕、晋、甘、蒙四省（区）自１９９０年９月开始酝酿，积极立项申报世行贷款，并积极组织开展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最终，国家同意利用外资捆绑式在以上四省（区）进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尝试。鉴于打捆项目具有省际标准差异的特殊性，任何一个省（区）都无法承担起整体的协调管理重任，流域机构此时却显示出了统一协调管理的最大优越性。为此，在水利部的直接领导下，黄委及时组织黄河上中游管理局以及有迫切愿望的四省（区），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项目前期工作，制定技术标准、引进计算机管理、开展广泛的技术培训，有效地促进了项目的立项和审批，确保了项目的实施和顺利完成。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是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进行本国的公益性事业，管理相当严格。当初，在国内既没有类似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从事过外资项目的专业技术队伍，如何按照国际惯例和要求正确进行项目前期立项的各项准备工作，则是摆在项目组织者和领导者面前的首道难题。为此，黄委、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先后组织数百名技术骨干，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进行强化培训，走访或调研相近项目的成功经验，聘请、组建项目咨询专家组，认真听取世界银行的咨询意见，与四省项目领导小组及项目办密切合作，圆满完成了项目的各项建设任务。仅起草的各类立项论证报告、项目区选择背景资料、项目监督监测、项目竣工验收等相关文件书稿，就能装几卡车。
时任黄委副主任兼中央项目办主任的黄自强先生，自１９９３年起开始接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风雨兼程十余载，从中年一直干到了退休，他坚持每年都要驱车数千公里深入到各项目区调研、检查、指导工作，与基层的项目人员共同度过了数百个日日夜夜。在黄委召开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表彰会”上，黄自强深情地回顾说：“许多‘项目人’从中年工作到退休，也有许多年轻人从风华正茂而今已人到中年，为了项目成功，他们无怨无悔，默默奉献。”说到这时，他声音哽咽，眼眶里盈满了泪花。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各方不懈的努力和扎实的工作，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９年第一期、第二期 世行项目相继启动实施。先后投资４２亿元人民币（其中世行贷款３亿美元），不仅在提高项目区农民生活水平，消除贫困，改善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减少入黄泥沙等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使项目省（区）的４８个旗县（市）中的１２０多万人从中直接受益。项目区农业总产值由项目实施前的８．９７亿元提高到２００４年的７６．７９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３６１元提高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６２４元。
通过管理运行机制的引进和创新，较好地实现了政府官员、项目管理与技术支撑相结合的“三元互动”运行机制。逐步建立起了符合世行要求和项目实际的协调体系、管理体系、监测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了融“规划、协调、示范、监督、科研”于一体的流域水土保持管理新格局。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外资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项目实施不仅除锻炼了一支能吃苦、肯战斗、善协作的坚强队伍，而且还培养出了一批与国际接轨的技术管理人才。更难得的是，有数万农民通过项目培训和实践，掌握了一门乃至多门治土致富的技术，带动项目区的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项目的成功实施，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得到了高度评价。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一行早在１９９５年９月考察延河项目区时，就称这是他所见到的“最出色的项目区之一，能取得这样大成就的只有中国。”曾参与并见证了项目发展全过程、时任世行驻华代表处的农业代表伏格乐先生，称赞一期工程是世界银行农业项目的“旗帜工程”。验收团在向世行执董会提交的项目竣工报告中，对项目情况和效益大加赞赏：项目实施超前于评估报告，所完成的各项措施都是高质量的……
２００５年９月，世行验收团对二期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再次给予了二期项目与一期相同的“非常满意”的最高评价。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官员恩斯伯格先生，在二期竣工验收大会上，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描述了项目区１０年来的治理规模：“１０年来，如果把所有工程量加在一起，以宽度１００米计算，便可以西安为起点，经旧金山、华盛顿、巴黎、莫斯科，再返回西安。也就是整整绕地球一圈啊！”
一、二期世行项目的成功实施，在给项目区农民带来极大实惠，实现山变绿、水变青、人变富，入黄泥沙大量减少的同时，也为黄河上中游管理局争取了许多国际合作的机会，并获得了英国赠款项目的无偿资助。
创新篇
绿满高原 维持河流健康生命
１９９７年６月，江泽民发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号召。１９９９年８月，朱镕基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十六字方针。２０００年，国务院出台《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促使水土保持工作广泛开展和逐步完善。
随后，水利部党组提出“充分发挥生态的自然修复能力”是新世纪水保生态建设的主导思想。其核心就是力求认识创新，思想升华，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
２００４年，黄委党组站在现代治河的战略高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并建立了“１４９３”治河体系。水土保持作为九条治理途径的首条治本措施，始终贯穿在整个体系的各个层面。在随后确定的治理黄河粗泥沙“三道防线”战略构架中，第一道防线就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
构筑控制黄河粗泥沙“第一道防线”，首先要集中国家有限的投资，按照“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加大对１．８８万平方公里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水土流失的治理力度。同时，根据国家对黄土高原治理的投资状况，结合黄土高原不同区域的产沙情况，治理区域依次扩展乃至４５．４０万平方公里的整个水土流失区；按照“先粗后细”的治理顺序，加大淤地坝工程建设力度，合理布设拦泥库，配合以生态修复为主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建立拦截粗泥沙的第一道防线，最终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整体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持黄河健康生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作为“第一道防线”建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近年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践行“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河新理念，以“减少入黄泥沙”为中心，以“多沙粗沙区”治理为重点，力争在淤地坝建设、生态修复、监督监测、“数字水保”和“模型黄土高原”建设、水政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的发展思路，编制完成的大量水土保持专业规划、技术手册、标准规程、管理办法、项目实施指南等，正在为水土保持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筑坝拦泥 重点控制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众在长期同水土流失斗争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黄土高原有大小沟道２７万多条，大量泥沙在暴雨冲刷下进入黄河，给下游防洪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而淤地坝在拦截泥沙、蓄洪滞洪、减蚀固沟、增地增收、促进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深受群众欢迎。
“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这是当地群众对淤地坝作用的高度概括。
最初的淤地坝是天然塌方形成的，距今已有４００多年历史。陕西子洲县志记载了明代隆庆三年（公元１５６９年），“天然聚湫”的形成过程。１９４５年关中水土保持试验区在西安市荆峪沟流域修建了黄土高原第一座人工淤地坝。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水保部门总结、示范和推广，淤地坝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试验示范，６０年代的推广普及，７０年代的大力开展，８０年代的大小结合、骨干控制，到９０年代以来的优化配置和坝系建设，都为促进区域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坚持科学规划，分类指导，重点实施的原则，先后编制完成了《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建设规划》、《淤地坝系列丛书》、《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范》、《水坠坝技术规范》等，进一步加强了淤地坝的建设与管理。特别是，２００３年水利部启动实施淤地坝建设“亮点工程”以来，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截至目前，黄土高原地区已建成各类淤地坝１２万余座，其中骨干坝２４８５座，淤成坝地５００多万亩，可拦蓄泥沙２２０多亿立方米。
据调查统计，黄土高原坝地占总耕地的３％，而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２０．５％。１９９５年陕西省遭遇历史特大干旱，榆林市横山县赵石畔流域坝地亩产均在３００公斤以上，而坡耕地亩产仅１０公斤。因此，在黄土高原区广泛地流传着“宁种一亩沟，不种十亩坡”、“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有百亩坝，再旱也不怕”的说法。
“十年九旱”的定西县花岔流域，多年靠窖水和在几十里外人担畜驮解决人畜饮水。通过坝系建设，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荒，而且每年还向流域外调水５０多万立方米，发展灌溉２０００余亩。
据绥德试验站多年观测，韭园沟小流域坝系形成后，人、畜数量增加一倍多，发展水地２７００多亩，沟道常流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两倍多。
淤地坝建设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实践和探索，积累了一定的建设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章制度。１９８６年开展以治沟骨干工程为主体的坝系建设以来，不仅探索出了大、中、小型淤地坝联合运用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通过积极推行承包、拍卖、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明晰了责、权、利，调动了群众参与建坝、管坝、使用坝地的积极性。延安市宝塔区姚店镇胡家沟村通过各种形式集资５６万元，一年就修建淤地坝、谷坊４９座，淤地４８０亩，人均基本农田增加１．８亩。
粮油下川，林草上山，淤地坝成了黄土高原广大农民群众的命根子、粮囤子、钱袋子和聚宝盆，也成为治理黄河泥沙的桥头堡。
集中治理 构建粗泥沙防线
“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多泥沙使黄河成为世界上最复杂难治的河流。对于黄河泥沙的认识和治理古已有之，但把泥沙颗粒进行分级，并寻找粗泥沙的来源则始于我国著名的泥沙专家钱宁。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１９５９年的一天，钱宁在黄河花园口一座挖掘的唐墓断面看到，下层淤积的泥沙要比河床床面上的新泥沙粗得多，一个科学命题在他脑海中突然闪现：造成黄河河床淤积并成为悬河的可能主要就是这些粗泥沙。此后，他就广泛搜集各处河床地质钻孔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让他非常兴奋，淤积在河床深处的泥沙都比表层的要粗，大部分都是粒径大于０．０５毫米。由此，钱宁首次提出，造成黄河成为悬河的罪魁祸首就是粗泥沙。
粗泥沙从何而来？中游的粗泥沙与下游河道内淤积的粗沙二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迁移联系？钱宁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寻找粗泥沙来源区。随后，他利用一切与黄河接触的机会，研究粗泥沙问题，一方面请人绘制出黄河中游的全沙和粗泥沙输沙模数等值线图，一方面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地表物质组成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淤积在黄河下游的粗泥沙主要集中来自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１９７９年，钱宁根据１９６５年黄委绘制的黄河中游粗泥沙输沙模数图，首次提出了粗泥沙来源区是黄土高原４３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８０％来自１０万平方公里的多沙粗沙区，其中５万平方公里区域的产沙量就占到粗泥沙来量的５０％，这５万至１０万平方公里，应该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
１９８２年，钱宁等水利专家在总结多年水沙规律研究和治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黄河中游粗泥沙来源区及其对黄河下游冲淤的影响”的研究报告，该成果被认为是“治黄指导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如果说钱宁关于黄河中游粗泥沙来源区及其对黄河下游冲淤影响的研究捅破窗户纸的话，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准确划定这部分多沙粗沙区的范围，并据此进行坚持不懈的综合治理。
１９７９年以后，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吸引了更多方面的关注和研究。但许多学者对黄河中游多沙区、粗沙区以及多沙粗沙区的范围仍存在较大分歧，使治黄方案的决策存在着很大困难。
１９９６年，黄委提出了“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区域界定及产沙输沙规律研究”的水土保持科研基金项目，并被纳入水利部科技计划项目进行实施。
１９９８年以来，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开展的“两川两河”生态建设规划、粗泥沙来源区坝系建设规划、重点支流生态建设规划等，为进一步摸清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家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通过大量新技术、新方法和长达４年的潜心研究，项目组２０００年５月提交的研究结果确定了黄河“粗泥沙”的界限为：颗粒直径０．０５毫米；面积为７．８６万平方公里的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该成果被鉴定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并被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４日国务院批复的《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所采用。
针对国家现有的投资情况，为进一步突出多沙粗沙区的治理重点，２００４年１月，黄委组织实施“黄河中游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界定研究”工作，成立了由黄委水文局、黄科院、黄河上中游管理局、陕师大等单位５０多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项目组。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９日科研项目组公布了研究成果，确定了粗泥沙粒径大于０．１毫米，且粗泥沙输沙模数为１４００吨每平方公里以上的区域为粗泥沙集中来源区，其面积为１．８８万平方公里。涉及黄河中游的皇甫川、窟野河、孤山川、秃尾河、佳芦河、无定河、清水川、石马川、乌龙河９条支流。
该成果的提出，将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集中治理”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强烈的粗泥沙意识已成为水土保持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工作原则，大规模开展沟道拦沙工程建设，构建减少黄河粗泥沙的第一道防线已成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目标。
数字化和模型建设为水保插上腾飞的双翼
“坐地日行八万里”，在新技术浪潮的涌动下，黄土高原的治理也插上了科技的翅膀。１９９８年“９４·８”项目的成功引进，开创了数字水保的新纪元。２００２年，黄委提出“三条黄河”的构想，并启动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建设，为水保监测的数字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近几年来，按照黄委的统一安排部署，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本着“需求牵引，应用至上”的原则，在认真分析水土保持对数字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加快“数字水土保持”建设的目标要求。并组织全局的技术力量，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３Ｓ）以及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改造和拓展了水土保持信息采集方式，启动实施了对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动态的快速监测，加快了信息传输和处理速度，有效地促进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全面提高了水土保持规划、科研、示范、监督和管理水平，使“数字水土保持”初显成效。
２００３年，郑州黄委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控中心和西安黄河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建成。并开发了水土保持信息服务、多沙粗沙区水土保持管理等运用系统，初步实现了水土保持信息的传输、管理、查询与共享。
２００４年，全国厅局长会议上，汪恕诚部长看了系统演示后，对这种创新思路与技术进行了高度赞扬，要求逐步建立具有黄土高原特色的、满足水土保持工作需要的、各种空间尺度的预测预报、分析评价等模型系统，为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决策与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提供科学支撑。
作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榆林、西峰和天水等三个监测分中心，目前正在建设监测系统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数据采集体系统，这对进一步提高水土保持业务管理的数据支撑和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０４年，黄委启动包括“原型观测（监测）”、“实体模型”和“比尺模型”（室内模型）在内的“模型黄土高原”建设，在西峰南小河沟布设“实体模型”野外试验区，先后完成了一个标准小区的野外固定式人工模拟降雨系统的研制、安装、调试、率定以及１６个径流小区及其附属工程的建设工作。２００５年，建成了原型观测自动化数据传输系统，并开展人工降雨模拟试验，获取了大量的相关数据资料。
随后，黄河上中游管理局选择绥德韭园沟、天水罗玉沟、西峰南小河沟等典型小流域，利用现有的观测设施和资料，布设基础数据观测区、水土流失规律试验区和水保综合治理效益监测研究试验区全面恢复了原型观测工作。
通过原型观测系统、实体模型和比尺模型的建设与研究为进一步摸清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的水土流失规律探求快速、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配置和综合治理模式实现对水土保持效益进行科学、定量的分析和评价，将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和理论依据。
后 记
截至２００５年底，黄河流域综合治理面积累计达到２１万多平方公里，有效改变了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解决了２０００多万农民的温饱和农村生活用水问题，水土保持综合经济效益达２０００多亿元，水土保持措施多年平均减少入黄泥沙３亿吨，有效地减缓了下游河床的淤积抬高速度。
２００１年，美国资深环境分析专家莱斯特、布朗先生在《生态经济》一书的序言中不无忧虑的说“我们正在输掉拯救地球的战争”“过去大约１／４的世纪中，很多仗是打赢了，但是，为了制止地球环境的恶化，我们需要做的事和正在做的事之间的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如果他看到水土保持对黄土高原、对黄河乃至整个地球环境的有效拯救时，我们相信他应该不再忧虑。
如果他再看到中国政府已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１９９９～２０５０）》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并开始实施，他应该增强信心，开始修正自己的论断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任重而道远。６０年来，中国拯救黄土高原，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延续华夏文明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要坚持不懈，圆一个黄土高原绿色梦并不遥远。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孙太旻 马建材 黄河报：项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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