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黑土地正因过度垦殖、养护乏力而以每年1.2亿立方米的速度流失，露出一片沃野之下寸草不生的黄色黏土……这是本刊记者最近深入黑龙江等地采访时看到的触目惊心的情况。

面对此情此景，简单地企求政策扶持，或要农民提高觉悟，都显得十分苍白。在黑龙江采访时，不少官员和学者提出，只有进一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彻底明晰土地产权，还权于民，才能使农民真正关心土地，热爱土地，投入土地，改变黑土地的命运。

土地和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解放后，中国农民最欢迎的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按人平分，土地归农。1953年到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又把农户土地私有制改造成集体所有制，家庭经营改变成集体经营。但从1956年到1979年，一些地方的农民依然尝试着包产到户。用杜润生先生的话，“合作化20多年，农民每年的收入才增加一块钱，如果去掉通货膨胀，就等于没有增加。”依靠土地承包、包产到户这一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农民和中国农业才开始了历史性的飞跃。

2003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物权保护，并且在农村土地30年承包期内，发包方(即政府)不得收回和调整土地。《土地承包法》不仅保障农民30年的承包权，也允许有偿转让，发育土地市场，而不是靠行政部门用行政手段来调整。农民除使用权，还拥有土地转让权、继承权、收益权、产品处置权等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用不同方式剥夺农民土地的行为在地方依然存在，而由于农业产出相对于二三产业的“比较劣势”，不少农民也抛地丢荒。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中国之大，恐怕不可能有一个灵丹妙药，马上就灵。中央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了减税、直接补贴等多项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同时指出要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并积极探索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途径和办法。这些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具体举措，对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将会产生深远的政策效应。目前，各地的探索已经很多，如浙江嘉兴市区建立了“土地换保障”的征地机制，将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广东省最近已经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上市流转(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收益，其中50%左右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安排；剩余的50%左右，一部分留于集体发展村集体经济，大部分仍应分配给农民；安徽芜湖作为国家确定的试点，试行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核心是土地所有权不发生变化，在转让、租赁、作价入股、联营联建、抵押等形式的使用权转移行为期限结束后，土地仍然是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可以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获益。至于在黑土地上的呼吁，就更往前走了一步。

无论哪一种探索方式，核心都应是探索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真正实现形式。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勇气，更根本的探索。

拯救东北黑土地

“2003年春天，在三江平原深处，一支科考队正迎着漫天风沙艰难前行。队伍中一位老者随手抓起一把发烫的黄土对身边的年轻人感慨地说：就在本世纪初，这里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三大黑土带之一！而现在……”

这是刊登在《黑龙江日报》头版的一篇文章里，关于黑土地未来命运所做的一个假设，其依据来自专家的科研报告：目前黑龙江的黑土层正以每年0.7～1厘米的惊人速度流失，按现在的耕作强度和流失速度来看，不用50年，黑土地将在东北大地上彻底消失！

这并非危言耸听。众所周知，黑土地是寒冷气候条件下，地表植被死亡后经过长时间腐蚀形成腐殖质后演化而成的，以其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肥沃、土质疏松、最适宜耕作而闻名于世，素有“谷物仓库”之称。

黑土带全球仅只三大块，东北占其中之一，有2/3分布在黑龙江省境内。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其粮食商品率、商品量、人均占有量和调出量均拔全国头筹。黑土地是我国难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对中国这一人均占有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43%的人口大国尤为重要。

在人类大规模开发前，黑土层的原始厚度是60至80厘米，因为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积累，所以土层中腐殖质和有机质含量极为丰富。“随意插柳树成荫，手抓一把攥出‘油’”的说法丝毫不夸张，这使黑龙江人曾经深感自豪。但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黑土地持续大规模、高强度、非理性的掠夺式开发，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东北黑土层的厚度只剩下20至30厘米，黑龙江省每年“流”走的黑土达1.2亿立方米，致使宝贵的黑土地正遭受着灭顶之灾。

山河已然破碎

记者在黑龙江省宾县、明水、拜泉等地的采访中，并没有看到材料上介绍的黑土地开垦初期那一马平川、松软肥沃的广袤景象。传统意义上的黑土早已不见，正因颜色变淡、密度稀释而逐渐退化，有些地方甚至已成为沙石遍地、怪石裸露的不毛之地。

采访中，记者看到最多的莫过于一条条能“爬”的侵蚀沟和一片片会“长”的“破皮黄”。侵蚀沟大多形成于坡面地带，当地表植被被破坏后，土壤无法承受水力的侵蚀就形成侵蚀沟。黑土地疏松的土壤层流失后，剩下的成土母质是有机质含量极低(不足1%)的黄土状亚黏土，因十分坚硬、透水性差而寸草不生，被称为“破皮黄”。

在明水县繁荣乡民富村，一条宽约50米，深度达十几米，近10公里长的侵蚀沟骇人地横在村头，一眼望去竟看不到头。村民介绍说，这条沟是从拜泉县“伸”过来的，最早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15年前沟还很窄，一步就能跨越，那时沟底和坡上都长满了“柳条通”(灌木形态下的柳树)，后因大面积采伐而破坏了“柳条通”固土固水能力极强的根系，致使侵蚀沟近几年以年均10米的速度迅速扩宽，并继续往前“爬”。

除了会“爬”，由于冻融作用，侵蚀沟发达的支干(裂缝)还迅速向四周伸展，像利器一样切割着农田、道路，威胁着村庄，所以当地老百姓叫它“鸡爪子沟”。村民们现在都挺紧张，怕“鸡爪”伸进自家耕地和院落。

民富村这条侵蚀沟已经延伸出一条几十公分的大裂缝，人站在沟边，感觉随时可能因脚下土层塌方而掉进深沟。而沟边20米处就住着一户村民，他们已经感到岌岌可危，因为不用4年，他们的房屋即会被侵蚀沟吞噬。

村边一座小木桥，由于侵蚀沟的扩张每年都被冲毁，但木桥是该村通往县政府的唯一出口，所以每年过了雨季就要重建该桥，并不富裕的村民每年要为此付出几万元。

据明水县水务局副局长曾凡丰介绍，该县地处黑土带中心，因境内没有河流，加之地形平缓，解放前全县是一马平川，没有一座永久性桥梁，而目前已经有大小500多座桥涵，皆因出现侵蚀沟而修建。东北平原竟然成了多桥的江南水乡，水土流失发展之快，程度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宾县的情况也类似，据平坊镇南华村20年前的村书记姚占林介绍：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因为林木茂密，村和村之间根本看不见，而如今村屯之间已完全“透亮”了。宾县已成为黑龙江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15万亩，超过了全县总土地面积的一半。县水务局刘局长告诉记者，仅1994年暴发的一场大洪水，就将全县8万亩耕地、500多间房屋、78座桥梁冲毁，400年才生成1厘米黑土的肥沃耕地被冲毁后，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滩。

宾县的悲剧凸现出黑土区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黑土层流失后将很难再生！据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研究所所长高峰介绍，西北黄土高原流失后相对瘠薄的黄土地，仍旧可以长出植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千百年就是在耕作和流失中生存；然而黑土地疏松的土壤层流失后，剩下有机质含量极低的“破皮黄”根本无法耕种。

随着水土流失加剧，“破皮黄”也越来越多，宾县常安乡德顺村的前丁家屯，建国初期达7000多亩的耕地，如今只剩下4000多亩。从初春的田野上放眼望去，斑驳陆离的黄土随处可见。

根据水利部门统计，黑龙江省现有大型的侵蚀沟近15万条，被侵蚀的耕地多达140万亩。即使连全国著名的水土保持先进县拜泉，仍然有1.5万多条尚未治理的侵蚀沟，这些沟的沟长正在以每年几十、上百米的速度发展。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唱道，“山河破碎我的心肝碎”，“曾经肥沃”的黑土地不曾屈服于外敌，但却受侵于内忧，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另一种“山河破碎”的真实图景：大大小小的侵蚀沟正在把黑土地切割得支离破碎、千沟万壑、疮痍满目。

追溯今日东北水土险情的根源，是人们的过度垦殖。一些曾经茂密的林场，开始时人们还采取“间伐”，80年代起改为“绝(皆)伐”，然后再加上老百姓的盗伐，林地迅速被伐成了“光秃山”，直接后果就是“天上下大雨、坡上跑猛水、雨后干河沟”。

据黑龙江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刘岩介绍：黑土地开发之初，开垦的主要是3度以下适宜耕作区，这部分黑土地仅占全部黑土地的30%。随着粮食需求激增，陡坡开荒逐渐盛行，固水保土的林木根系被破坏之后，黑土地水土流失的势头变得越发不可遏止。

“失血”不止，黑土地吸“鸦片”

如果说侵蚀沟和“破皮黄”是黑土地上一处处显而易见的“外伤”，那么黑土层变薄、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则是黑土地不易察觉的“内伤”，其潜在危险同样可怕。

资料显示，原先有机质含量极为丰富的土层，除因地表植被破坏导致的流失之外，也因为长期超量使用化肥而导致严重“失血”，几乎得不到任何“补血”，也就是原生土壤中的有机质年复一年被农作物吸走而无回补。

为大幅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东北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规模推广使用化肥，致使农家肥等有机肥的使用急剧减少，到后来粮食种植几乎完全不施农家肥。另外加上北方农民普遍把秸杆当成主要燃料，并且需求量很大，所以也几乎没有秸杆还田，这都使得黑土地的有机质只取无补，土壤肥力直线下降。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地力下降的情况下还要保证稳产甚至增产，怎么办？只好再多施用化肥，而施化肥越多地力越下降，土壤越板结，板结又致使地力进一步下降，然后更加剧施化肥……就这样形成了黑土地的恶性循环。如此这般使黑土层“失血”不止，土层日益瘠薄。由于土壤板结，目前玉米的根系已经不能往下扎，而只能侧向长，致使玉米的抗倒伏的能力严重下降，遇大风减产已成为普遍的规律。

“我们正在使用我们孙子的土地，”黑龙江省科学院副院长郭春景深有感触地说，“这在黑龙江已经是一个共识了，因为过分利用和掠夺，现在的土地状态，已经是我们孙子辈时的状态，任其发展下去，真到孙子辈的时候，估计就无地可耕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几乎是显而易见的。”

郭院长说他不否认化肥给农业带来的革命，但应该更充分认识到超量施用化肥的恶果。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给土地施化肥就像吸大烟，越吸越上瘾，不仅理论上如此，实际也证明了这个问题，今年如果在土地上施用20公斤化肥，那么明年就要施22～25公斤，否则土地就不会稳产。”

郭院长曾经做过一个曲线，从1964年到80年代，全省粮食产量一直稳步上升，产量翻了一番，而化肥使用量却从最早的10万吨，上升到200万吨，翻了20倍；当化肥用量继续增长至400万吨以后，粮食产量仅有微幅增长。显然，初期二者还是同步增长，后期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化肥单线增长。显然，为了保证产量，人们对化肥已经是欲罢不能，导致黑土地“失血”速度惊人。

据郭院长介绍，对于人们正在施用的化肥—尿素，植物最高只能吸收25～30%，其余的70～75%会变成盐类物质留存在土壤中，不能被吸收。黑龙江从1965年引进化肥开始，盐类物质已经在土壤中累积了将近40年，不仅造成土壤板结，而且沙化速度飞快，情势非常严峻。在很多耕地上，下雨已经不用穿雨鞋，因为原来是泥，现在由于盐类物质影响而渐渐沙化，导致水的渗透性增强，地表“干爽”多了。

他认为，沙尘暴最主要的原因，并非某个山头被砍光，更重要的是掠夺性耕种导致土壤沙化，过去刮风时，土地因为黏性大而基本不起尘，现在由于盐类物质在土壤中留存，造成黏性下降，一刮风就扬尘，所以裸露耕地的沙化才是引起沙尘暴的根源。而土壤的沙化，更加剧了水土的流失。

初春时节，残雪掩盖不住土地的瘠薄，人们的掠夺性耕种正使这片昔日的沃土迅速走向衰落。

给钱就能治理吗？

黑土地年复一年日益凸现的悲壮境遇，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多年来，东北一些有责任感的水土专家、学者以及地方官员，不停呼吁人们保护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近年来几乎年年向中央“告急”，希望加大对东北水土保持的投入力度，并且提交一份份的治理报告和方案。结果如何呢？

因为黑龙江是经济欠发达省份，财力不足反映在水土保持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据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副处长潘树森介绍：目前全省治理水土流失的投入严重不足，不仅反映在治理比例上，也反映在单位面积的治理力度上。

2002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曾组织专家对黑土区水土流失情况进行过深入调查，调研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在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黑土区水土流失治理试点示范工程”项目：国家于2003～2005年，依据已经论证过的《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给黑龙江省投入6229.89万元，用于700平方公里土地的治理试点。

为了得到公共财政的更多支持，黑龙江省目前还在尽力争取被列入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范围，让陡坡耕地逐年退耕，但预计只能逐年按坡度、分步骤争取，难以很快奏效。

公共财政加大对黑土地治理的投入力度，无疑十分必要，但就目前看来让政府“埋单”、指望投入幅度在现阶段出现“惊人一跳”，用以完成拯救黑土地的大业，几乎不可能。

由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加上农民掠夺式的耕种方式，“边治理、边流失”的问题十分突出。以绥化市为例，该市的投入力度每年可保证治理“侵蚀沟”几百条，但每年新增的“侵蚀沟”同样达数百条。目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1.2万平方公里，每年仅能治理2000平方公里，只占流失面积的1.8%，水土治理形势相当严峻。

据黑龙江省水利厅多年从事水土保持工作的李胜利处长介绍：对坡耕地治理，在一个几公里长的坡面上，调整垄向、建水平梯田、治理侵蚀沟等，肯定存在农民承包地的小幅调整，而耕地在坡面的不同位置，地力及耕作条件都存在差异，不仅需要基层政府去协调和平衡一些经济利益；更需要大量用工来参与这些水土保持工程，问题就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而记者了解到，现在一些基层干部抱怨最大的问题，是说农民素质差，动员他们搞水土保持很难，他们保护自己家的耕地都不愿出工出力。

农民的心态已经跃然纸上：只要我承包的土地现在能够保持产出，不投入或少投入一点算一点，几十年后黑土层是否流失殆尽与我没有关系。况且，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非常“严格”地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但目前农民承包地被“合法”征用、调剂，不合法剥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比比皆是，各种原因导致的承包地调整也非常普遍，由此带来的纠纷此起彼伏。在这样的背景下，何以要求农民把它当成“自家地”来爱护呢？

即使面临着农民不愿为水保出工出力的状态，黑龙江省还是决定在2005年取消“两工”(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李处长对此的看法是，一旦取消“两工”，水土保持这类公益性水利工程在用工上将面临空前严峻的形势。明水县水务局曾凡丰副局长则认为，多年来明水搞水土保持主要还是靠农民出工，取消了“两工”，等于对水土保持“釜底抽薪”。

无奈的选择？最优的选择？

面对这种“命根子”一样重要的生存资源流失殆尽的危机，来自外部的“国家投入”有限，为什么靠地吃饭的农民也能无动于衷？根源究竟在哪？

记者在宾县、青冈等地的采访中了解到，几乎没有农户在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上施用农家肥。但几乎每户农家的院子里都有一块供自家食用的小菜地，他们只把农家肥施在这个菜地上。当问及为什么不在其他耕地上施用农家肥，回答是，“没有那么多农家肥，也麻烦！”

“从长远来看，施太多化肥是不是对土地伤害很大？”“种一年算一年，哪管得了那么远？反正施多点化肥总还能长！”

在去明水县的路上，我们发现几乎家家农户的房前屋后都堆着大垛玉米秸杆，作为生活用燃料。对此，明水县水务局副局长曾凡丰感慨地说：“农民因对土地使用权的预期不明，普遍缺乏长久经营的养地意识，目前种的都是‘卫生地’，不仅不施农家肥，连秸杆还田都没有，地是‘干净’了，但有机质却只减不增。”

但惟有养地才能使黑土地最终得救。据科学院郭院长介绍，其实农作物生长并非一定要施化肥，借助生物技术，利用微生物也能从土壤的盐类物质中分解出氮磷钾。比如发达国家对所有豆科植物都不允许使用氮肥(氮和氧结合变成硝酸根，对人类有害)，而必须接种根瘤菌。但我国在推广大豆根瘤菌时，农民认为麻烦(因为它的两重性导致有的地方使用有效，有的地方无效)，所以最终没有人用。

而施化肥究竟省事到什么程度？按照东北人的说法就是：“坐在自家院子里，手里抓把化肥往后面的耕地上一扬，就呼呼长起庄稼了！”据专家调查，黑龙江在农作物种植当中的化肥使用量，已经超过了标准使用量的几十倍。

郭院长在黑龙江省内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1%的农民对农业科学技术不接受或者消极对待，他们几乎“坐视土地沙化而无动于衷”，“这些土地将来也不知道是谁的，管不了这么多，种一天算一天吧。”显然，紧盯眼前收益的农民对黑土资源采取了吃尽榨干的办法，“种地不养地”的掠夺性经营不仅盛行并被看成是理所当然，“养地”成了天方夜谭。

郭院长目前正踌躇满志，准备在全省推广“沃土工程”。尽管他认为这是利益子孙后代的事情，却仍然深感担忧:“农民如果感觉与其当下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能否有积极性去实施？深入一层追问，就是人们的责任心到底来自何处？”

农民对现状的漠视究竟是无奈的认命，还是根据产权状况从理性考虑得出的最优选择？孟子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没有土地“恒产”(所有权)的农民，天然缺乏长期经营土地的思想。所以在现行土地承包制度下，让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付出全部责任心去养地，收效甚微，因为权利和责任本身就不对等。

土地产权不清晰地落实到自然人，农民仅仅作为土地承包者，他很难大量投工给承包期有限、承包权随时可能调整的土地。并且随着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日甚一日，再靠基层政府组织或强迫农民出工搞水土保持，就有了“侵犯农民权益”之嫌。

记者了解到，黑龙江省很多奋斗了一辈子的水保专家，在毕生立足从技术层面解决水保问题、而今临近或已经退休之后，终于跳出各自的具体专业来思考解决之道。他们的普遍观点是，只有彻底明晰土地产权，还产权(本文主要指所有权)于民，使农民真正去关心自己财产的终极利益，然后配合各种技术性养护措施，黑土地才能最终得救。

从事水土保持工作40多年的老专家刘运河，经过对农村基层多年的观察，深有感触地讲到：“我永远忘不了家乡农民在经历土地改革分到耕地时那种狂喜，不怕臭、不怕累地用农家肥来保养自家耕地的情形；但自土改实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起点公平后，十分不幸的中国农民又承受了集体化、人民公社和承包制多年的‘洗礼’，竟然练就了‘拼命耕种而不养地’的恶习，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只有不断变化的承包权而没有产权！黑龙江省治理水土流失已有50多年的历史，破坏大于治理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研究所原所长、同样工作了40多年的赵兴实教授说：“生活在美国黑土区的农业工人，每人大约可以耕作6000亩耕地，但是，即便是拥有如此丰富资源的农场主，当他们的土地被征作他用时，他们仍要把几十厘米厚的黑土用推土机推起后装车运走，再铺到其他耕地上，以加厚其他地块黑土层的厚度。两国农民对资源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值得人们从多方面、尤其是土地产权制度方面进行深思。”

“产权还民”在全国范围内是否可行、何时可行，还存在着很大争议。有专家认为，在过去土地制度的设计中，过多考虑了公平、较少兼顾到效率。而面对黑土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东北的农业和水土专家们如是说：当土地制度改革还陷于公平优先或是效率优先的争论时，我们最珍贵的资源已逐渐流失殆尽，再奢谈效率和公平有何意义？

按照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斯诺的观点，“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如果理解了这句话的涵义，土地制度改革是否可以跳出公平与效率孰优的讨论，让“资源优先”贯穿于制度设计的全过程？因为从逻辑上讲，没有了土地资源，也就没有了土地的效率，更谈不上公平。

郭春景认为，连国有资本都正在从各种竞争性领域平稳退出，集体所有的土地为什么不能还权于农民？“尤其对黑土区来说，这项改革事关黑土地的生死存亡，既然我们认识到这是拯救黑土地的根本出路，我们完全可以率先在东北试行土地产权改革，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

在苍茫的黑土地上行走多日之后，一个令人胆寒的危机清楚浮现：最可怕的，不仅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生态危机，更是人们对资源疯狂利用和放任流失的心态，这种对近在眼前的生态浩劫表现出的麻木和超然态度，远比黑土地本身的生死存亡更可怕。

资料链接:

土地资源减少的几种方式

有限的土地资源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在不断减少。根据联合国环境署估计，目前全世界每年损失的土地约600万公顷。其主要原因是：

1、水土流失。由于人们任意破坏植被，开垦陡坡，使土地得不到植物的保护，裸露的土壤结构变得松散，一遇到洪水即大量流失。

2、土壤盐碱化。由于灌溉系统不完善，有灌无排，或者大水漫灌，使土壤中的水分自然蒸发后，盐分被浓缩并留在土壤里，导致土壤盐碱化。

3、沙漠化。沙漠化的危害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一般来说，沙漠化是指土地生产力减少25%以下，严重的沙漠化是指土地生产力减少25～50%；特别严重的沙漠化会使土地生产力减少50%以上。

4、非农业占有。由于城市化、能源生产和交通运输发展等原因，耕地被占用的越来越多。

灾难启示：席卷美国的黑风暴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写就的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在1860年至1890年的30年间，开垦耕种了西部9000万公顷土地，接连获得丰收。但到了上世纪30年代，在西部的滥垦、滥牧终于导致了1933、1934、1937年3次黑风暴。

仅1934年5月9日～11日一次，就形成东西长2400公里，西北宽1400公里，高达3公里的尘土带，风暴把3亿吨土壤从西部搬进了大西洋，使数千万亩土地受损，风暴所经之地天昏地暗，白天也要开灯，横扫2/3的美国大陆，16万农民倾家荡产，逃离西部。这一年美国4500万公顷耕地被毁，冬小麦减产102亿斤。半个美国被铺上了一层沙尘，仅芝加哥在5月12日的沙尘暴积尘就达1200万吨，平均每个市民4磅。人们将其称为“肮脏的30年代黑风暴”。

美国水土保护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就是在1934年“黑风暴”之后。1935年4月，美国第一次颁布了《水土保持法》，将大面积土地退耕还草，并划为国家公园保护起来。大片农田在大风预报前进行喷溉，以免扬尘。人们开始重视对传统耕作方法的改革，促进了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过多年努力，美国沙尘暴灾害发生的频率大为减少。

1998年，我国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出现的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正是对当地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敲响的警钟。这一自然灾害虽然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该地区草地植被被破坏，土壤蓄水能力下降、水土流失加剧，抬高了河床，降低了泄洪能力。

黑土流失的同时，造成当地很多水库从建成时的“碗”形淤积成了“碟”形，严重影响了水库效益的发挥，既使下游耕地乏水灌溉，甚至也使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河床，比建国初高出了30到50厘米，防洪压力日益加大。